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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吟》作者:里程(4)  

2009-01-03 20:43: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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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稣复活的历史印痕

纪念主日

在耶稣受难、复活前,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皆守安息日(一周的第七天,即星期六),这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十诫之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二十811

以色列人历尽艰辛,出埃及,最后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后,再次重申守安息日,除了重申上述诫命外,还说:“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五1315)。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又立约守安息日,“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甚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尼五31

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守安息日一千多年之久。他们对在安息日不可作的事有极详尽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在衣服上带一枚针都是犯罪,可见犹太人对守安息日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但耶稣受难后,他的门徒和信他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守安息日为守主日(一周的第一日,即星期日)。必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这个重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人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

圣餐和洗礼

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教的两项重要仪式,它们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保罗谈到圣餐的意义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十一2326)洗礼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时颁布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1620

洗礼是表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象基督借着天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六34)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圣餐和洗礼就毫无意义。这两项仪式坚持近两千年,沿袭至今,正是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之一。

十字架的荣耀

从十一世纪欧洲基督徒数次挥师东进,要夺回被回教徒占领的圣地巴勒斯坦。这些军队以十字架命名,即有名的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有些国家以十字架作为国旗的标志,有名的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亦是以十字架命名的。十字架被高高地树立在教堂之上,甚至被人挂在胸前。若是耶稣被钉死后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悲哀。正是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极大地被荣耀,十字架才会代代相传,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

教会的兴起

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主要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据说,曾有一个谣传流遍亚洲某地,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这遗骨被供奉起来,并举行盛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充塞条条街道,向游行的队伍致敬。一位基督宣教士目睹那些虔诚佛教徒俯伏在地向遗骨膜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立刻崩溃了!”此话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复活了升天了,因此少有去敬拜耶稣的遗物或空墓的。不久前传说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时的裹尸布,一时成为热点,各路专家纷踏而至,作了各种精细的考查、分析,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不管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在历史和神学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别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五、学者、专家的证词

也许有人会认为,象耶稣复活这样的事,在两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可能人们容易相信,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会真正相信了。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年前,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雅典布道,宣扬主的复活,立刻受到人们的讥笑。其实,何止是雅典人、犹太人呢,正如前面讲到的,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呢!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事。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史托特( John RWStott)在《真理的寻索》中列举了很多例子,现我仅引用几例。

亚诺(Thomas Arnold)教授是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曾著有十三册罗马史。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其生、其死及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的,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来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从事审查时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的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为说服别人,而是为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法,来考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史迹的每一个细节,曾象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地,这样被一个公正的学者所彻底研究过。”

达林公爵(Lord Darling)曾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次私人宴会中,当客人谈论到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他一本法官之态度,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他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于他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证据,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在观察之后,才很肯定地下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Armand Nicholi)曾在1968年著文介绍安德生博士(JNDAnderson),说安氏是“国际有名的大学者尤以善用历史证据闻名”,曾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国际法理学权威。安氏说过,“这些证据乃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根基,能被用来引证新约《圣经》中一切有关耶稣其人、其训的可靠性;它不但可以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这件事实及其意义,也能证明历史上的那座坟确实是空的,使徒们确实见过耶稣复活。这种证据实在为我们行走信心旅途时,打下最稳固的一座根基。”

著名的生理学家艾伟博士(DrACIvy)曾任依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化学系主任、美国生理学协会会长。他的证词是:“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一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事,且能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一百多年前许多与耶稣复活一样难解的事实,如今在我的图书馆内都有科学资料可以证明,但对耶稣的复活,我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求证,然而根据现今已有的生物学知识和历史证据来看,一个真正相信科学哲理的人,他可以怀疑耶稣肉身复活这件事,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若需要否认,他们则首先要能证明这件事未曾发生过。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使一个已埋过三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的态度来衡量,若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一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

付来明教授(Ambrose Fleming)曾被选为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法拉第奖章获得者,他在其著作《神迹与科学一论耶稣之复活》(Miracles and Science,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一书中肯定地指出,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处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向知识分子们挑战,要求他们诚实审查,如果“……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能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也不是如彼得所说,‘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事实可考的事件上,不论这些事看来多么神奇,它们实在都是在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几件事迹。”

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在致梅克西(ELMacassey)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是无保留地相信,它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

葛林尼夫( Simon Green leaf 1783-1853)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Joseph Story)去世后接续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诺特(HWKnott)在美国《名人字典》(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VolvllNew York1937年出版)第七卷中称,“由于史陀瑞和葛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佼佼者。”

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理:“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骚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作这些虚伪的事。”

六、复活之事至今无法推翻

柯伯里(John Singleton 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司、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 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迄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仍也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 ?)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不愿意被写成的一部书。”

利特尔敦(Lord Lytts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 West)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不曾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孟沃伟(John Warwick Montgomery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千康奈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他在《历史与基督教》(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准备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他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分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他实在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我们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益师(CSLewis)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 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 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在描述他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皈依基督时,有如下自白:“1926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象真正曾发生过似的。’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象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我所最不期望的,是他的无情步伐。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三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他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象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着地回家去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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